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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井冈山的革命故事》(5):文家市决策——到农村去

发布时间:2019-12-17 13:57:24    浏览次数:4001     来源:吉安井冈山精神教育研究院

9月19日,师部和一团、三团先后到达文家市。令人惊喜的是,二团的剩余部队一百来人也闻讯到达文家市。


《井冈山的革命故事》(5):文家市决策——到农村去


里仁学校

经过一个多礼拜的战斗,秋收起义部队由起义初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不足两千人。

部队该去哪里?当天晚上,前敌委员会在当地里仁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会议,商讨行军方向。

前敌委员会只剩下书记毛泽东、总指挥卢德铭、师长余洒度、副师长余贲民、三团团长苏先骏五人。

秋收起义时,毛泽东在军队中虽然是前委书记,但并没有绝对权威,黄埔二期毕业的师长余洒度根本不服毛泽东,认为搞农民运动出身的毛泽东无法和科班出身的自己相比。

会上,毛泽东首先分析了形势,说:“如果按省委和中央指示攻打长沙,我们首先要攻打浏阳,但浏阳敌人有近三个团,而且敌人随时有支援。我们现在不到两千人,且附近地区的工农运动都失败了,我们没任何支援。就算我们一兵一卒未损攻下浏阳,长沙敌军加上治安部队共三万多人,我们以不到两千人的兵力去攻打三万多敌军,有如飞蛾扑火、以卵击石,毫无胜算。所以我建议放弃攻打长沙,我们应该撤到农村去。农村地域广阔,人口众多,敌人统治力量相当薄弱,这有利于我们休养生息、壮大力量。中国革命应由城市转向农村,否则,工农革命军将会旗倒兵散。部队可以考虑先撤到萍乡,再沿罗霄山脉南下。我们到湘南去,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,开展游击战争。”

话音未落,三团团长、黄埔四期毕业的苏先骏就站起来说道:“老毛呀,一看就知道,你是第一次打仗吧,看把你吓的。放心吧,我第一次打仗也是这样,很紧张。这不,打多了就不怕了。没事,我们继续攻打长沙。”

师长余洒度附和道:“上级命令我们攻打长沙,我们应该服从上级指示,长沙敌人虽然比我们多,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比比皆是。放心吧,我们能攻下长沙的,而且我们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。我们不能因为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。”

毛泽东耐心解释说:“情况变了,我们计划也要变,不变就要吃亏。”

然后从学校借来一张地图,指着罗霄山脉中段说:“我们可以到这里去当‘山大王’。我们这个山大王,是特殊的山大王,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、有政策、有办法的山大王,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农武装。中国政治不统一、经济发展不平衡,矛盾很多,我们要找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方,可以前往湘南一带。”

但余洒度和苏先骏仍坚持攻打长沙。

就这样,前委形成了“继续攻打长沙”和“到农村去”的两派对立的观点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
《井冈山的革命故事》(5):文家市决策——到农村去


(文家市前敌委会议旧址)

僵持了大半个晚上,最后决定投票表决。

副师长余贲民(1888—1933)在1922年入党时,入党介绍人正是毛泽东,他对毛泽东深信不疑,说:“我赞成毛委员的看法,应该放弃攻打长沙,到湘南、到农村去。”

只剩下总指挥卢德铭的表决了,他的态度将决定部队的下一步方向。卢德铭和毛泽东相差十二岁,虽然两人认识才半个月左右,但两人相互信任、相互支持。

卢德铭站起来说道:“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斗确实不少,但现在所有交通要道都被敌人占领了,并不具备以少胜多的条件。就算我们攻下长沙也无法全身而退,势必被敌人包围而全军覆没。所以,我同意毛委员的观点,我们应该放弃攻打长沙,先撤到萍乡再做下一步打算。”

少数服从多数,余洒度说道:“没有按上级指示,省委和中央那里,我们怎么交代呢?”

毛泽东说:“这个责任由我来负。”

余洒度说道:“那就这么定了,省委方面的报告,须由毛委员负责。”

就这样,经过最后表决,通过了毛泽东“放弃攻打长沙,到农村去”的决策,史称“文家市决策”。

毛泽东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,实事求是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,提出了一条与苏联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,中国革命重心从此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。

实践证明,文家市决策找到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正确途径,“到农村去”这一战略挽救了革命、挽救了党。


《井冈山的革命故事》(5):文家市决策——到农村去


(穿黑衣服者为杨勇,穿白衣服者为胡耀邦)

在里仁学校有两个小朋友,他们是表兄弟,哥哥杨勇1912年出生,这年十五岁,弟弟胡耀邦1915年出生,这年十二岁,两人是同学。

杨勇贪玩,常常是胡耀邦帮助杨勇做作业,杨勇帮助胡耀邦打架。谁欺负了胡耀邦,个子高大的杨勇就冲上去。

秋收起义失败后,文家市的几名党员都相继撤退到江西,共青团的负责人甘恩藻也去了江西,他告诉十五岁的儿童团团长杨勇:只要找到党组织,就马上写信来。可是好多天过去了,还是没有消息。

9月19日,杨勇正在家里苦闷,突然听见外面枪声不断,像放鞭炮一样。等枪声渐渐平息,有人喊:乡亲们,我们是工农革命军,大家出来吧。

杨勇冲出家门,看见穿着灰衣的军人,胳膊上套着红袖章,红袖章上有一颗黄五星。他听了一会,才知道这支队伍是工农革命军,刚举行了起义,在等着其他部队会师。不久,其他队伍陆续到来。

工农革命军的战士打开地主的谷仓,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。

幸免于难的农会干部活跃起来,为部队安置伤病员,给部队烧水做饭。儿童团员也在杨勇带领下,为部队站岗放哨。

19日那天晚上,儿童团团长杨勇站了半夜的岗。他听巡逻队的士兵说明天一大早要开会师大会,毛委员要给部队讲话。

杨勇顾不上睡觉,喊了胡耀邦一声,早早就来到学校的操场。他特意带着笔记本和铅笔,准备把毛委员的话记下来,好告诉甘恩藻他们。

这是杨勇第一次见毛泽东。那天他骑在墙头上,歪着脑袋,和穿着老蓝布农民服的毛委员说话。

毛委员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叫杨世峻,不过,我想改名叫杨勇。”

“杨勇这个名字好。”毛委员又说:“你参加儿童团了吗?”

“我是儿童团的队长。”

“我看你很像一个骑马的大将军嘛。”杨勇笑了。毛委员也笑了。

胡耀邦看见杨勇他们在墙头,也爬了上来。为了更清楚地看到主席台,墙头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地方。杨勇把本子放在膝盖上,认真地记着。

毛委员站在主席台上,招呼大家坐好,帮大家分析现在的革命形势。毛委员伸出左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,说: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。然后又伸出右手说: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。他不停地用右手撞左手,微笑着说:我们这块小石头,不断地打大水缸,总有一天会把蒋介石的那口大水缸打碎的。会场上活跃起来,杨勇用手中的铅笔捅捅好朋友周政财,笑说:“打碎你这口大水缸。”

毛委员接着说:我们这次秋收暴动,原计划打长沙。长沙好不好?长沙好,可是长沙打不下来,敌人在萍乡、浏阳都挡住不让我们过,更不会让我们进长沙。既然长沙这样的大城市目前还不是我们蹲的地方,那就不要去了。我们可以到敌人管不着或管不了的地方去,到乡下去,到山上去,同那里的农民一起打土豪、分田地,进行土地革命,开展武装斗争。等我们在乡下、在山里站住脚跟,力量大了,有了本钱,再到长沙去,不但去长沙,还要到武汉去,到南京去……

这些话在杨勇和胡耀邦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不久,两兄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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